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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５０年代，在一拖的建设大军中，有一位毕业于美国奥立冈州立大学的“洋硕士”。

“祖国，我终于回来了！”

从美国到欧洲，从欧洲到中国，一拖前副总工程师刘寿荫历尽艰辛，始终没有改变他报效祖国的宏愿———

本报记者 刘建新／文 潘郁／图

上世纪５０年代，在一拖的建设大军中，有一位毕业于美国奥立冈州立大学的“洋硕士”。他，就是曾经在美国万国拖拉机公司任设计工程师、从德国奔驰公司回国参加建设的机械工程专家刘寿荫。

１９５６年９月，３２岁的刘寿荫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冲破种种阻力，从欧洲坐火车回到了向往已久的祖国。

作为一拖第一代建设者，刘寿荫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拖拉机工业从无到有、从模仿到自主研发直至发展壮大的全过程，为中国的拖拉机工业奉献了所有的才华。

回国，回国，学成欲归的刘寿荫满脑子想的就这两个字。但美国政府一纸禁令，让刘寿荫在美国多呆了４年

对刘老的采访，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老人退休前，曾经担任一拖公司副总工程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目前，住在一拖公司一栋略显陈旧的楼房里。

刘老中等身材，一头银发，虽然已经８１岁了，但时光并未在他脸上刻画出太多的沧桑，反而浑身散发出岁月与书香混合的魅力。

寒暄，刘老一口南方口音。一问，惊讶地发现，老人祖籍陕西。

１９２４年，老人出生在西安，父母是留美、留日的知识分子。刘寿荫的大部分少年时光是随父母在南京度过的，１９４８年，他从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系毕业，并于当年年底赴美留学。１９５１年７月，刘寿荫被美国奥立冈州立大学授予科学硕士学位。

时年，他２７岁。

随着学业有成的喜悦，刘寿荫满脑子盘算的只有两个字：回国！

但是，当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发出一纸禁令，不许在美的中国科技人才回到“红色中国”。违反这一禁令，将被判处５０００美元以下罚款或者５年以下徒刑。

配合这一禁令，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特许”所有中国留学生在美工作。

“我们竟然被粗暴地扣留了！”谈起这段历史，刘寿荫的声音中仍含着愤怒。

既然无法回国，刘寿荫只好寻找工作，暂时解决生活问题。

刘寿荫在美找到的第一份职业，是在一家柴油机公司做试验助理工程师，公司的地点在威斯康辛州。

他在美国买了第一辆车：一辆雪佛莱二手车。

不久，刘寿荫来到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就职于当时世界知名的万国拖拉机公司，担任该公司新产品部的设计工程师。

作为一家大型的国际公司，万国公司给予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国设计师的待遇还是比较高的。到芝加哥不久，刘寿荫就换了一辆新款福特轿车。

坐在先进的设计室里，一个念头常常搅得刘寿荫无法平静：为什么中国不能用拖拉机耕作？为什么中国农民就要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如果用上拖拉机，将解除多少农民用锄头耕作的负担啊。

１９５５年，刘寿荫突然接到美国移民局的一纸通知：你可以回国了。

刘寿荫万分不解，但这个通知仍让他兴奋不已，他来不及多想，便开始筹划回国事宜。

当时，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空中航线，从美国到中国，必须坐船经日本中转。归心似箭的刘寿荫看到一则消息：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回国途中，经日本中转时被日方扣留，借口是：华罗庚持有的是中国护照，而日本政府只承认在台的国民党政府，华罗庚应该去台湾。

这则消息让刘寿荫心里一沉。刘寿荫持有的也是中国护照，而且，刘寿荫的父母已迁台湾，如果从日本中转，一旦被扣留，极有可能被送往台湾。

刘寿荫思忖良久，决定绕道欧洲回国。他给德国奔驰公司寄去简历，表示希望到他们那里工作。

很快，德国奔驰公司便同意他到公司位于斯图加特市的重型和农用机械制造厂担任工程师，合同期暂定为１年。

回国，回国，为实现这一愿望，刘寿荫跨越大洋，转道欧洲，在我外交人员的帮助下终于回国

１９５５年４月，刘寿荫卖掉汽车，乘坐玛丽皇后号大型客轮，从纽约出发奔赴欧洲。

尽管摆脱了被扣留的境地，刘寿荫仍不轻松，他打算与奔驰公司的合同一到期，就想办法回国。

德国的制造业世界一流，在奔驰公司，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德国人的认真与细致，也对战后德国汽车、农机制造的生产技术有了概括的认识。

一次，一个代表团来到工厂参观，令刘寿荫惊讶的是，代表团来自中国！而代表团成员也惊讶于在世界一流的汽车制造厂内，竟然有一位中国工程师。事又凑巧，代表团里的随团翻译德语不太好，于是，奔驰公司就委托刘寿荫暂代翻译之职，全程陪同代表团参观访问。

这次接触，使刘寿荫了解了一些国内的情况，同时，他的情况也被传递到了中国驻东欧大使馆。

代表团离开不久，中国驻东欧大使馆就与刘寿荫联系，了解他的处境。

二战后的德国，被人为地分为东德和西德两部分，分属东西方两个阵营。

为慎重起见，刘寿荫没有直接前往东德，而是来到中立国瑞士的中国外交机构。

在日内瓦，刘寿荫有幸见到了新中国叱咤风云的外交家王炳南。当时，王炳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正在日内瓦与美国代表就双边问题进行正式会晤和大使级会谈。

经过交谈，刘寿荫埋藏在心中的谜团终于解开：美国移民局同意刘寿荫等回国，是为了换回朝鲜战场上的战俘！

原来，中美大使级会谈经过艰苦谈判，于１９５４年达成了“中美承认在中美两国愿意回国者的返回权利”协议，双方承诺：美方允许包括钱学森在内的科学家及愿意离开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中方遣返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国军人等。此前，钱学森等５０多名在美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已离开美国，刘寿荫他们是第二批，共７０多人。

王炳南说，新中国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像刘寿荫这样的工程技术人才，如果刘寿荫愿意回国，祖国会热烈欢迎，他也会全力提供帮助。

瑞士之行不久，中国驻东德大使馆就再次与刘寿荫联系，请他到使馆商量回国事宜。

回忆第一次东德之行，刘寿荫笑着说，当时，东西柏林壁垒森严，人员不能自由来往。

可奇怪的是，乘坐地铁却可以在东西柏林间穿行。当然，每个地铁口，都布满双方的特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就会有麻烦。

所幸没有人“盯”上刘寿荫。在我驻东德使馆，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刘寿荫。

使馆人员建议他从东德乘火车，经华沙、莫斯科回国。

盼望已久的秋天终于来临了，所有的酝酿都已成熟，刘寿荫与奔驰公司的合同也已到期。刘寿荫再也按捺不住渴望，顾不上游览欧洲大陆的自然美景，迫不及待地准备他的“回归之旅”。为了不引起人们注意，他把行李打包，一件件送往东德。

每次，他都从不同的地铁通道入站，再从不同的地铁通道出站。

１９５６年９月的一天，一位儒雅的中国工程师登上了柏林至莫斯科的火车。

他，就是３２岁的刘寿荫。

刘寿荫永远忘不了抵达满洲里火车站的情景。那天，天空飘着小雨，刘寿荫走下火车，一抬头，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映入眼帘。

刘寿荫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快步跑上前去握住边检站中方人员的手，眼泪顿时飞溅：祖国，我终于回来了！

从北京到长春，从长春到洛阳，刘寿荫就为了一个目的：为中国的老百姓干点实事

这是北方最美的季节，绿树掩映下的故宫，依然是红墙碧瓦，但北平已成北京。

一到北京，刘寿荫问国务院专家局接待人员，安排他做什么工作。工作人员告诉他，先走走看看，然后自己选择工作单位。

一天，两位特殊的客人来到刘寿荫的住处，他们是清华大学校长刘仙洲和汽车拖拉机系主任宋竞瀛，两位专家是慕名请刘寿荫到清华任教的。几乎与此同时，位于长春的中国科学院机电研究所也向刘寿荫发出了邀请。

怎么办？清华的条件明显比长春优越，但刘寿荫更倾向于后者。他认为，从中央大学到奥立冈州立大学，学了这么多年，都是从书本上来，再到书本上去，多半是纸上谈兵，没机会参与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而长春有第一汽车制造厂，到那里，也许能发挥更大作用。

于是，他打起背包来到了长春，成了中国科学院机电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谁也没想到，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大批苏联专家撤出中国，又一次选择摆在了刘寿荫面前。１９５８年，国务院专家局一个电话，把刘寿荫从长春请到了北京。原来，由于苏联专家的撤出，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极其缺乏专业人才，一拖党委书记杨立功、总工程师罗士瑜来到北京，向专家局求援。

在专家局的安排下，刘寿荫见到了杨、罗二人，听了他们的介绍，刘寿荫动心了：本来就想参与制造拖拉机，现在机会来了，为什么不去？

就这样，１９５８年８月，刘寿荫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来到一拖，投身到了中国拖拉机事业的创建中。从此，一干就是几十年。

回首这段历史，记者冒昧地向刘寿荫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条件艰苦的祖国大陆而没有投奔在台湾的父母？

刘寿荫笑笑说，很简单，我是中国人，就是想给中国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做点事情，把中国的拖拉机工业搞起来。

大学期间，我目睹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多次参与学生运动，认为国民党不能救中国，而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给我更多的希望。在国外，我与父母联系，隐约透露了我的想法，他们没有明确反对。

我体会，父母还是默许我的选择的。至于说条件艰苦，这我考虑得不多。

我回国是干事业的，不是回来享福的，洛阳的艰苦，从下火车的那一刻起，我就体会到了，但这是我的人生选择，我愿意克服。此生，我唯一抱愧的就是没有机会孝敬父母。

回国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说这句话时，刘寿荫的眼里含着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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